文物复制品究竟算什么？
十二兽首复制品捐赠所引发的争议，首先凸显的就是这一至今仍无准确定义的收藏盲点。复制品作为历史文物的衍生品和原作文化艺术的传播者，始终缺少一个文化艺术的名分，除馆藏外，很难被中国收藏界普遍认可，特别是在唯真为好的传统收藏理念下，复制品往往被参观者当成赝品而忽视。如果国家文博机构能够在历史文物的复制上加以正确引导，并制定出明确、严格、留档等一系列规范措施。那么，大众收藏的认知度也会与时俱进，从而形成新的文化品藏理念。
古建招“鬼”
如果评选2016年文物收藏界新闻大事，一定少不了“山西”这两个字。
春节爆竹声中，山西平遥县东凤落村的明清建筑普照寺两幅壁画被偷。国庆节期间，良鹤村的清代建筑龙天庙十幅壁画失窃。“双十一”翌日夜间，三年前刚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明代建筑源神庙中的二龙戏珠整体被盗挖。有人说，山西文物太多，仅平遥县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省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1处，好东西多了不当回事。有人说，文物保护单位太多，招人看护没有这笔开支。于是乎，就出现了被盗古庙晚上只有一个老汉看守空门的文保怪象。更被盗贼发现，下手的这两处文物保护单位都没有安装监控设施，有的连值夜班的人都没有。重点保护的不专业与盗贼技术的很专业相比，不被盗才见鬼了。
好在被盗壁画悉数追回，从央视新闻里可以看出，现场专家的脸色并没有因为被盗文物失而复得有所放松，他始终低着头在观看，面对着被切割成一块块已经破损的壁画碎片，重重地说出四个字：“非常珍贵！”三年前，山西省省委书记和省长都曾对山西文物保护工作做过专门批示，实际情况还是警方一直在追着盗贼屁股跑，结果是盗贼练了手，警方练了兵，文物遭了殃。
面对日益猖獗的偷盗古建文物现状，国家文物管理部门除了授牌，是不是还应该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再多做点什么，比如保证保护费用，比如规范保护措施，比如落实保护责任等，有宝不保，只能多招新“鬼”。
和田造“籽”
玉贵和田，和田贵籽。
记得二十年前去新疆，和田那边拇指盖般大的小籽儿，现挖现卖10元一颗。最近几年北京的羊脂玉籽料已经卖到上万元一克。有名就有影子，新疆朋友告诉我，过去是挖籽料卖，现在有人造籽料卖，常见的有沁料烧皮、籽料二上皮、染色皮作伪和滚料光白仔等，造假造得连和田本地人都快分辨不出来了。行内把染色叫“点皮”，一个“点皮”高手年入百万元是常事。用个别商户私下的话说，有本事你别打眼啊。有的商户被揭穿后一笑：“我这是泛和田玉。”
2016年，“泛和田玉”是行内专家在公开场合说得最多的一个专业术语，依据的是《和田玉实物标准样品》，也就是玩玉人嘴里的“新国标”。稍加研究会发现，其中关键是针对和田玉的检测参数对软玉的准确定义，并没有硬性规定青海料、俄料、韩料都不可以划归和田玉的范畴。如果按照某些业内人士据此所言“不必对和田玉的产地很在意，和田玉没有最正宗之说”，那么俄罗斯和韩国岂不是也可以出台类似的玉石国标，反过来将中国和田玉划入俄罗斯玉或韩玉体系。
目前，致使和田玉收藏市场混乱无序的两大主要原因仍呈扩张态势：一是和田玉概念混乱，引发盲从心理，导致见玉皆“和田”;一是市场混乱，各种玉料混着卖，价码围着“和田”转。收藏界担忧：最可怕的不是已经卖出多少“泛和田玉”，而是还会卖出多少与和田毫无关系的伪和田玉。因此，打假还需去伪，不能任由“泛和田玉”鼓吹者影响中国玉文化的正常发展。
京师瓷“托”
2016年中，香港商人邱季端以北京师范大学校友身份向母校一次性捐赠6000件古陶瓷精品，并因此获得北师大邱季端中国古陶瓷博物馆、中国古陶瓷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院首任馆长和院长的校职。然而，这听起来纯属双赢好事的惊世豪捐，看上去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说白了就是好东西多得过头了。一是量大，相当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陶瓷的三分之一;二是“全、精、稀”，包括从两汉魏晋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各个窑口的代表作。除了捐赠仪式上震惊天下的口头介绍外，捐赠者还说：他手上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就有几个，其中一个在农户家购得，只花费几百元。若要较真儿，哪怕是前朝仿品，这漏儿都算捡上天去了。
实际上，这次大批量的历史文物捐赠行为还处于非实物当场现捐阶段，而受捐高校的正面表态则完全实质化，争议自然不可避免。有藏家说，如果这批捐赠的藏品有假，高校的这个托儿可就当大发了。“学校说早了，确实不慎重。”对此，北京市文物局表示，国家对接收单位收藏文物有一套严格的监管机制，必须遵守鉴定、审查等程序，不能还没搞清楚文物来源和真伪就先行对外宣布要建博物馆。
如何防止高等学府成为捐假者和文物赝品的庇护所，不给伪捐者欺世盗名的可乘之机，又能强化自己在文物收藏领域的研究、传播和文物教育的积极作用，确实需要那些准备接受文物捐赠的高校再三考虑和认真对待。
红豆杉“殇”
2016年10月，本不该有此一“殇”但还是发生了：云南丽江老君山千年野生红豆杉惨遭盗伐，其中一株根径为一点六米。随后的警方通报更令人震撼，这些被中国列为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和联合国明令禁止采伐的活化石竟然不在当地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十年为苗，百年为树。我曾在江西修水见过大小两株红豆杉，一株圈养在拥有万亩竹海的林场场部门前，移栽十几年却只有孩童小臂粗细。另一株为修水最大的红豆杉，树身两抱开外，耸立在一户农家门前。民间宝物，向来守之于民，失之亦于民。男主人告诉我，树是他祖上种的，老两口之所以没有跟随子女进城生活，就是为了一个看护一辈子的承诺。
对于已然历经250万年沧桑的红豆杉，收藏圈外知道入药能抗癌的多，圈内知道入艺为奇珍的多。2009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上拍一件红豆杉木雕插屏《重上井冈山》，以90多万元高价成交。作为艺术收藏品，当代红豆杉木雕作品很少出现在拍卖场上，场外同样难寻。
这些被盗伐被锯断又被追回的红豆杉将会如何处置？让收藏界充满遐想：如果到了雕刻大师手上，会创作出多少艺术精品;如果到了木器大家手上，会打造出多少传世家具;如果……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能够就这样原木不动地保留下来，作为一种警示，让存世的红豆杉不再遭受刀砍斧劈。
拍场玩“拍”
习惯上雅昌艺术网查看拍卖数据的人都会发现，2016年的艺术品拍卖场看点颇多，其中之一就是名家作品的预估价更加亲民，有的拍卖公司上拍的当代名家作品，干脆一视同仁，从宋雨桂、范曾到黄胄、李可染等，一律1000元，让人想到曾经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
拍卖公司玩拍，在业内早已算不上什么秘密了，所谓玩“拍”，说白了就是拍假。放眼拍场，玩拍之风不仅越玩越盛，胆也越拍越大，与真拍几成两分天下。我曾问过一位竞拍者，明知是假为什么还要举牌，回答很有意思：“就是买个出处。”有了拍卖行的成交单，送人送礼面子上都能说得过去。虽然具体的拍假统计数据难得一见，但从非主流拍卖公司的预展看，假画压倒真画的趋势有增无减，覆盖的名家层面越来越大。
玩“拍”也有另一种解读，那就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61条，其中明确“拍卖人、委托人在拍卖前声明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的真伪或者品质的，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尽管市场争议极大，直到2015年再次修正，《拍卖法》对此却是铁嘴钢牙一字不改，给了公开挑战行业底线的拍假者足够的理由来玩拍。照这样下去，今后谁都能拿几幅假李可染假黄胄的画去送拍，反正只要事先声明不保真就行了。我声明我无责，真的行吗？真的还要这样继续宽容下去吗？
古玩城“空”
2016年，对于抱着盛世收藏好买卖的古玩商来说，期待、惊愕、无奈，不觉间颠覆了头脑中的传统认知。店铺还在，东西还在，客流不见了，为什么？让经常逛古玩城的人倍感惊讶，新开张的不算，京城里的老古玩城都跟风上演起“停牌”潮。戏言者一乐：“古玩也唱空城计啊！”
京西有座大古玩城，我去年初秋最后一次去时，撤店已然风起，满眼都是铁锁空屋，玻璃门上连“店铺转让”和“寻求合作”的告示都没贴几张。一家苦守“城”门口多年的翡翠商家要撤，城主挽留，条件先是减少租金，后是全部暂免，结果还是弃城而去。走的商户没有一个丝毫犹豫：“古玩讲究的就是有人玩，连人都没了还玩个什么劲儿！”我有一位朋友在朝阳公园附近一家古玩城开店，先是受古玩城关闭而撤店，几经考察后选择落户高碑店附近的一家艺术品交易中心，万万没有想到，新店刚刚装修好就接到中心方面撤店的通知。随着主楼全部改成写字楼，开业若干年的一个大古玩城便这样骤然寿终，哪里才是下一站，她也茫然。
怪谁？纵观历朝历代，何曾有过这么多的古玩城，这么多的古玩商，当我们在经济扩张中把小众的爱好当成大众产业来做，把艺术品当成普通商品买卖，一旦遭遇兴趣转移，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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