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关于故宫的那些事儿

从景山眺望故宫博物院一角

“西方对西藏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尤其是在喜马拉雅地区的研究方面。”罗文华说，“但是，国际上早期研究西藏的学者都是印度学和中亚学的学者，他们闯入西藏后，发现这里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料，十分惊叹。也因此，藏学被他们一会儿归入南亚研究，一会儿归入中亚研究，在国外一些博物馆的分类上也是这样。”

“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在15世纪以后，西藏的文明就进入了汉文化的发展轨道。”罗文华做出强调：“今天我们看到的藏传佛教的面貌，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在15世纪后受汉文化强烈影响出现的新面貌。”

从乾隆二十二年至四十七年间，清宫先后修建和装修的六品佛楼有八座之多，它们均是由乾隆皇帝在三世章嘉的指导下，依照藏传佛教的修行次第和神系供奉仪轨造办，内部陈设是对密教四部神系完整化和系统化的建构，是最为丰富、最为庞大的藏传佛教图像学和神系研究的宝库。

这八座佛楼，一座在北京圆明园的长春园，叫梵香楼，被英法联军烧毁；三座在承德避暑山庄，其中的普陀宗乘之庙大红台西群楼、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西群楼，楼还在，但里面陈设的东西全没了，还有一座叫众香楼，已经被毁，只剩下遗址。紫禁城内有四座，其中的慧曜楼、淡远楼，毁于1923年的那场大火，现在留下的宝相楼、梵华楼两座中，宝相楼内的部分陈设在抗日战争时期随故宫文物南迁，目前分散在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只有梵华楼完整地保持了内部陈列。

瞭望记者随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文明来到梵华楼，看到这个建筑共有七间，包括楼上楼下两部分，一层明间供明代铜鎏金释迦牟尼旃檀立身佛像，二层明间供奉木胎金漆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建者宗喀巴像。一层二层左右两边各三间，称为六品间，一层每间分别供奉佛塔一座，都是乾隆亲自主持设计的，其中一座汉式建筑风格的佛塔，在四方形二重檐和八角形二重檐之上，立于一圆形三重檐建筑形象，如同天坛祈年殿，将汉藏文化融为一体。

梵华楼的二层，有一幅讲述宗喀巴大师生平的唐卡，其中出现了几位身着明代官服的汉人形象。文明讲解道：“这是明永乐皇帝派去的官员。明朝先后两次派员请宗喀巴大师，大师均无法前往，后派遣他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前后两次前往南京和北京朝觐。宣德时，释迦也失被赐封大慈法王，收到丰厚的赏赐，其中包括大量的宫廷佛教造像、唐卡、佛经和仪仗等物。正是这些宫廷的赏赐品，深刻地影响了西藏艺术的发展。”

他指着墙上的一幅唐卡说，“你们看，这幅唐卡是青绿山水的风格，而青绿山水正是汉地绘画艺术的一大特色。汉地文化对西藏本土佛教艺术产生的影响，在清宫唐卡中也能看到。”

“我们有责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新的思想、从新的角度，掌握学术资源，占领学术制高点，利用我们自己的研究优势，争取学术话语权。”罗文华告诉记者，他们的研究正是从北京的故宫开始的，沿着汉藏接合部，一直到西藏腹地，从而开拓出了一片新的学术研究天地。

罗文华认为，故宫博物院的藏传佛教研究确实具有十分独特的优势。“印度的佛教衰落是从其西北部开始，一直蔓延到孟加拉，这个过程超过三百年。”

他说，“在这三百年中间，印度佛教的经书、佛像、优秀僧人，都到哪儿去了？一部分到了其他国家，而相当一部分是到了我国的西藏。现在故宫保存的铜佛像从7～20世纪初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产地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中国西藏和蒙古高原等广阔地区；唐卡和法器具有宫廷和西藏特色，系统完整，特色明显；满、蒙、汉、藏等藏文大藏经的编纂、部分佛经的翻译和整理等，都是国内外独特而重要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