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关于故宫的那些事儿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在接受采访

罗文华通藏、梵、英、德等多种文字，是国际著名的藏传佛教学者，专著颇多，其中的一本《龙袍与袈裟：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对清朝皇帝与藏传佛教的关系作出揭示——

“清帝继承了元以来西藏地方势力对于北京皇帝的称呼‘曼殊室利大皇帝’。‘曼殊室利’也称‘文殊室利’，即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一位极为特别的尊神，是佛部的最高菩萨，即佛的法子，代表佛的智慧，左手持般若经，右手持智慧剑，般若经代表着佛教的正确思想和智慧，智慧剑代表以佛教理论和智慧的强大力量，对错误的、愚昧的、异教徒的思想的批判和清除。”

“你们看到了，在乾隆时期宫中反复复制的一幅唐卡中，乾隆皇帝位居中心作为文殊菩萨的形象出现，上师、显密诸佛、菩萨、罗汉、护法等众神环绕他的周围。”罗文华说，“这时，他左手的般若经代表的是他以佛教的正法治国，右手的智慧剑代表他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这不正是转轮圣王的最好注解吗？或许这也正是乾隆皇帝对于大清帝国利益与佛教关系的政治理解。”

这幅唐卡不仅悬挂在乾隆皇帝的卧室、花园、书斋，还赐往西藏，在布达拉宫的三界殿正中，供奉于“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牌位之前，其含义不言自明。

清代皇帝对佛教沉浸颇深。顺治皇帝一度落发欲出家，自许前世因缘当为和尚；康熙皇帝从康熙四十年开始，每月朔望，抄写心经各一遍，从未断过，即使身体不适，康复后也多抄补上；乾隆皇帝35岁时接受灌顶，此后，坚持听闻修习众多密法，每月初四日都要举行坛城修供，他在晚年回忆：“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通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

尽管如此，清帝并不会把个人信仰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政治的利用与宗教情感的交织，是乾隆皇帝真实的状态。”罗文华说，“他虽然精通藏传佛教，是虔诚的信徒。但是，谁敢在宗教问题上触碰中央政府的底线、国家利益的底线，他和其他皇帝一样，必予以毫不留情的打击。”

康熙时期，清军与准噶尔部对峙，康熙皇帝命五世达赖喇嘛(其时已去世，拉萨大权由桑结嘉措控制)派身边大喇嘛前去说服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息战。可是，桑结嘉措为与西藏的蒙古王拉藏汗争夺对西藏的控制权，一直暗中与准噶尔部勾结，派去的济隆呼图克图和伊古拉三呼图克图二人受其指使，非但不遵从康熙皇帝的旨意办事，还明目张胆支持噶尔丹。在清军击败噶尔丹势力后，康熙皇帝毫不含糊，勒令将济隆和伊古拉三从拉萨押解至北京，前者被禁于前门外的一座寺庙中，后者则被处死。

雍正初年，青海地区的蒙古部众纠集当地藏传佛教寺院僧众，企图争夺对青海的控制权，雍正皇帝立即派军出击，对参与反叛的僧俗人等予以军事打击，并对寺院集团的势力采取了严厉的限制政策，包括限定人数、限定寺院规模、限定活动内容等，同样是决不含糊。

1791年，乾隆皇帝于击败廓尔喀(尼泊尔)对西藏的侵扰势力后，写了一篇《喇嘛说》，阐述了藏传佛教历史与现状，以及清廷对其予以保护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对活佛转世制度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整改之策——“金瓶掣签”：“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他还总结了元朝统治者佞佛的教训，告诫子孙决不可重蹈覆辙，讲述对煽乱之喇嘛“即正以法”，他说道：“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

乾隆皇帝这一御笔现藏故宫博物院，据此所刻之碑，就立于乾隆皇帝设立的藏传佛教学校雍和宫。“‘而非若元朝之曲庇谄敬番僧也’，这等于指着喇嘛正告喇嘛。”罗文华对此十分感慨，“从信仰的角度说，乾隆皇帝是真的信佛。可是，作为一国之君，他这样警示子孙后代，实际上是为大清此后诸帝定下民族宗教政策的纲领。”